我有故事也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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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文革五十周年祭,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挚爱,我写作的唯一动力

“ 我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世界,无法原谅它把我逼到墙角,无法原谅它把我变成自己的陌生人,无法原谅它唤醒我最底层也最原始的本能。”

——《La Nuit 夜》 纳粹集中营回忆录

这些年码字对自己而言,仅是一种平静的渠道。想讲这个故事太久,却一直未能提笔;小心翼翼不单是由于故事本身所承载的悲恸,更因为,它只是我穷尽一生去见证得那些悲欢离合的一个小小序幕。

三十年来自西向东,直至南北半球的漂泊,常被问同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和那些祖籍、出生地、成长地都不在一处的人们一样,我对此也难以在一言两语间说得明白。清晰得,只有那少年的过往和奋斗的历程,所图所求只为一朝能决绝地离开。

我出生在青海省海南州藏族自治区。不知是否和弥漫在这片雪域高原的浓重宗教色彩有关,思考和这一片戈壁滩的必然缘分,以至于少年时的第一抹爱情和对人生的最后牵挂都与这里息息相关。以及这一切发生的源头,我的外公。

对外公的记忆其实并不深刻。只是8岁左右,正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送去重庆跟随居住过一段时间。被送去的原因简单:父母对我未来的担忧。与那些因为各式各样原因被发配或起初自愿去青海的所有内地人一样,我父母的人生之全部奢求不过是活着离开青海,回到内地,然而慢慢在风吹日晒里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终其一生的意识到希望不过是不断磨砺后的泡影;因而余下来他们的最大的忧虑就变成了:孩子会和自己一样永远地走不出这风吹日晒的戈壁滩。母亲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执着不屈的女人。她上下求索、四处活动,想尽一切办法各种曲折地终于把我的户口迁往重庆。在那个户籍制度极为严格,户口簿联系着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关联着一切生存的需要。迁户口的举动无异于一次壮举。虽然后来这伟大的壮举又化成了泡影。重庆从来不是我喜欢的地方,记忆中似乎总是黎明前雾蒙蒙的样子和阴郁地不见天日。我居住在一个叫弹(dan)子石的地方,靠近朝天门码头并不远。层层叠叠的雾都山城,房子的外墙长满了湿滑的翠绿青苔。弯弯曲曲的石路绵延伸进蒙蒙的雾中,石路两侧是家家户户天然的下水系统,顺着山城蜿蜒向江边。天还蒙蒙亮,“棒棒“们便背着百公斤的负重上路了,伴随着除了低声的号子和孤零零的脚步声回荡在山城的每一条湿冷小巷内。

记忆中天空一直是阴郁的, 却也不能阻挡一个孩子心目中对好事的记忆。外公时常带着我走过大街小巷去听京剧,路上可以吃一串烤肉或烤豆腐,上面撒满了芝麻,虽然和青海的烤羊肉串很不一样,也是很香的。关于京戏,已经完全记不起内容。可清晰的印象里,他年近古稀,腰板却格外挺拔,永远的黑色笔挺西装一丝不苟,插着白手绢,皮鞋锃亮没有一点尘土。自打年轻时,他就是北平城里知名的票友,曾花了大价钱去傍戏。

外公姓孔,北平人士。父一辈曾是左宗棠的参将。少年英姿,后入军校,师从后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的彭孟缉,修习炮兵科。曾赴江浙淞沪会战,远赴云南缅甸战线。除了西藏,一生足迹可谓踏遍中华民国版图的万水千山。

我的母亲生于上海。也正是在上海,外公最后一次见了他的老师,后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及防卫总司令的彭孟缉。彭走前曾与外公长谈,让他务必赴台。外公并未答应,后来国军内战失利,大量国民党军人撤至台湾。又收到书信提到:却未曾想,一语成谶,此一别,即是永别。当时犹豫不决的外公和外婆商量,外婆是重庆人自然不愿背井离乡,特别当时的台湾基本仍是荒芜之地,于是劝他留下。共军优待俘虏的情形是外公见过的:不问究,还发盘缠允许回家。他当时深受感动。加之回想自己在内战中并未有任何人命上的大问题,无非从事些后勤补给之类的工作,估算应不会是秋后算账之列,于是就坦然了。遂决定留在内地。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最近阅读的一本书,龙应台与蒋勋合著《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其中记载了很多台湾知识分子回忆父一辈外省人夜不能寐的思乡之情。在理解这些美好的感情之余,我想他们当日若知道在海峡对岸正弥漫在一种只有斯大林时代的西伯利亚、古拉格群岛,红色高棉的极端暴政或者后来的塔利班时期才能相比拟的恐惧中时,必定会于辗转反侧间唏嘘自己的侥幸。

1951年前后重庆的气氛开始陡然紧张,各种政肃清算开始。外婆的哥哥作为朝天门码头的“工霸”和袍哥组织头目被执行枪决。“袍哥”是四川地区特有的民间帮会组织,与青帮、天地会一起被列为中国三大帮派。抗战时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立陪都,起初运作并不很顺利。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时,国民政府拿钱也难以买到足够的粮食平抑物价。有时非要政府官员拿了袍哥名帖才能办到。由此,袍哥会在四川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就连当日出川抗日的川军主力也存在大量的袍哥会成员,川军抗日爱国将领刘湘就是袍哥。外公夫妇两人在哥哥被枪毙后,托人偷偷前往收尸,并连夜草草掩埋尸体。周围政治环境已经相当紧张,各种清算和政治运动日渐激烈。夫妻二人被迫决定更名换姓,避走他乡。由于未定离开多久,也未定下去向,便只得将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四个孩子暂时留在重庆,托付给孩子们的外婆。两人向西避难,一路波折坎坷,自宁夏至西安,途经兰州,一路所见,都令人恐惧。举国上下风声鹤唳,所到之处,人人自危。当时外公外婆与很多人一样,并未意识到这仅仅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巨大浩劫的序幕而已。有人统计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短短几十年间,此起彼伏的全国性各类政治运动七十多起。包括人民群众思想改造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其中仅“四清”运动就席卷了中国大地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甚至只有几十户人口的偏远村落也未能幸免。仅仅“四清”运动一项,就有500多万人挨批斗,7万多人被迫害致死。中华民族世代生存的这片土地上弥漫着恐惧和嗜血地全民亢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感受,对于被整的极度恐惧与整人的嗜血快感,互相推波助澜地将整个民族推向了深渊。

外公一路躲避,直到无处可去。本能驱使应该往人迹罕至地方躲避。青海,几乎到了中国民国版图的尽头,游牧民族羌人世代栖息于此,自古即为苦寒流放之地。西出阳关已无故人,何况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当时外公知道1952年“全国第一次劳动改造工作会议”上已经决定,会将全国性的犯人分期分批地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转移的话,他也许会后悔此次自投罗网式的奔逃。此时的外婆连惊带吓,已奄奄一息,没多久便病死在西宁,被草草埋在今天西宁曹家堡机场附近,尸骨无存。死时未满四十岁。外公凭借多年的开车或许还有些抗战时坦克的本领,谋到一份公交司机的工作。改换名姓后一直保持沉默寡言、深居简出,极少与外人来往。偶尔也只和秘书通过一两次信,互相问了平安。直至1958或1959年的某一天,两个便衣模样的公安人员先找到这位秘书,跟着找到他。

随之而来的便是昼夜无休止地政治审查和交代问题。看过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的读者或许能理解,在极度的恐惧和压力下,不但祖上八代的阶级成份都被调查清楚不算,实在无问题可交代,人往往会被逼得臆想,甚至会去编造故事以应付政治交代。结果往往是一个问题套着一系列更多的问题,一个谎言逼出了另一批的谎言。时间久了,沉浸其中,连自己都难辨真伪。对于挣扎在整个疯狂和荒谬时代里的每个渺小而脆弱的个体而言,真实与虚幻,真理与谎言的道德意义和边界已经消失殆尽。

1961在中华民族生灵涂炭之时,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林针对包括“犹太屠夫阿道夫艾希曼(Adoph Eichmann)”在内的数以万计的纳粹跟从者是否应该仅仅承担“服从命令”的道德责任——这一主题所进行了一项著名的“权威与服从”实验。米尔格林以有报酬的形式招募了相当数量的参与者,要求他们对回答问题错误的人(实则演员)进行逐步增量的电击。实验的结果是惊人的,绝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痛苦的时候,尽管有过良知引发的抵抗,却并没有退出实验。多年以后,米尔格伦在《服从权威》中反复提到了成年人在服从权威时的盲从,哪怕明知其行为对别人有伤害。55年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词叫做“恶之平庸”。“恶”往往是以日常化和平庸化的形式出现。和阿伦特一样,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康德的理论:愚蠢是由邪恶的心灵引起。事实上,不经过思考的集体愚蠢比邪恶更加可怕,也更加普遍。拒绝思考的愚蠢以服从和裹挟的形式,不仅仅消灭了犹太人、也消灭了“图灵”一样的同性恋、消灭了“老舍”们或者将他们改造成了“郭沫若”。这种不经思考的愚蠢消灭了对自由的渴望,转为对集体主义的屈从,消灭了人类对自由的心生向往和追求的勇气,转为犬儒主义的苟且偷生。

文革和纳粹通过对人类文明的涂炭揭示了一个事实:人们常常应该通过思考站在人群的对面。人们已经习惯的道德和标准并不那么可靠,这些道德和标准往往是人性黑暗和盲从的道具。在一个荒谬黑暗时代里,在律法体系之外的层面,我们的漠视和推波助澜导致了群体的疯狂,每一个人的双手都不同程度的沾染了鲜血,每一个人都对个体的蒙难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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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审查虽然经调查未有任何实质问题,即便如此,仍被送去青海劳改农场劳教十五年。“劳改农场”这个词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是为熟悉,同时也为之胆颤的。2014年张艺谋指导的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从劳改农场逃回来与妻子团聚的知识分子的陆焉识的故事。事实上很多人未能活到亲人重逢的日子。《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 青海规模不等的劳改农场五十多个,陆续看押劳教人员达几十万人,包括右派、反革命分子、地主反坏右人员,不乏大量的归国华侨和知识分子。他们大概未曾想到千里奔程、一腔热血投身的结局竟是这般苦难。自然环境的恶劣,食物供给不足加上遭受各种屈辱虐待,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青海劳教人员死亡人数高达4000多。相类似的情况还有著名的夹边沟,留美博士、哈佛学者被活活饿死,甚至尸体被分而食之。惨绝人寰的情形即使在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群岛也是罕见的。

而最令人深思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下,选择或者试图逃走的人却寥寥无几。什么使得他们宁可坐以待毙,也不愿像小说里的陆焉识一样试图逃走。他们中的很多人至死的一刻还在坚信自己是政府机率性的误判,而这个失误很快会被党发现并平反;他们仍旧坚信其它右派或被劳教的人员确实是有罪的,而自己不是;他们相信逃走会使平反变得更加遥遥无期;正是这些坚信使得这些劳教人员无一例外的选择一种几乎是等死的方式接受劳动改造。

我还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押送着九个人日夜兼程从内地单位到青海劳改农场,递交看押手续时方才大吃一惊,上面写着,收押劳教十人,第十个则是押解者本人。青海大量的的劳改农场衍生出一系列庞大的劳改单位。以至于我从小就总听见某某在劳改局某附属单位工作,听的多了,居然习以为常的再也不去想:劳改局其实就是抓人劳动改造的地方。如今回头再想,那些劳改农场的看押警察其实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坐牢而已。

外公所在的是塘格木劳改农场,专门看押政治犯和右派。自此和重庆的孩子们彻底隔绝了音讯,本来每月供给的一些钱和一些粮食也自然跟着断绝了。我母亲年仅六岁,上面还有三个哥哥,最大的也只有十来岁。他们可以暂时栖身在外婆那里,不过在父亲被抓后不久也去世了。四个孩子的生活彻底出现了问题。重庆是有一些亲戚的,但寄居人下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何况1960年开始的全国性饥荒使任何人都无能力顾及他人。1960年至1963年,中国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最大的人祸导致的饥荒开始了。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每每读到这个词,我便觉得历史真像一块抹布。1960到1963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县志记载的气候都没有出现任何异于往常的大灾害,甚至大部分地区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纯属人祸,何来天灾。重庆靠江比较容易生存,比河南饿殍遍野,甚至入村无人的惨状要好很多。但断粮饥饿是时有发生的。只能依靠三个哥哥在码头上干点零活,弄点小把戏,想办法弄点吃的。而他们中最大的,也未满14岁。穿过山城湿冷的盘山小道,我的母亲,每天走去朝天门码头,远远的注视着不停息的江水和来往的人群,期待着父亲能早日回来。当然日复一日地只有失望。直至一天,她走下朝天门千层的台阶,走上码头,走过浮桥摆渡,走上轮渡,独自一人踏上寻着父亲的路,时年未满七岁。

一路流浪,到达青海,冬季。一身薄衣,脚上只剩下一只红色布鞋。数月后,被送进青海省福利孤儿院。自此,再无家人音讯。

母亲所在孤儿院在大山深处,旁边紧挨着福利所,收容鳏、寡、孤、独。一本书叫做《定西孤儿院》里面有关孤儿院的类似描述记载。母亲回忆孤儿院里有许多右派及反革命子女,父母接受劳改,子女便被收容进孤儿院。里面有一对双胞胎姐妹,不知道姓什么,只叫做“圆圆”和“青青”。有一天她们的母亲来孤儿院探视。毕竟,有父母探望的小朋友是少数,于是其它小朋友们也都跟着莫名欣喜,前去围观。我母亲回忆那阿姨:脸上没有挂着一丝地笑容,不是悲伤,也非忧愁。而是一种空洞,像是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被消耗殆尽般地没有生机。那天走后,她有好一阵子没再来过,再来时接走了两个孩子。我母亲后来听说她们家的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圆圆”和“青青”的父亲自杀了。

福利院紧挨着孤儿院,方便互相照应。里面住着各种来历的人。我母亲记忆中有一个小脚老太,高高的攥着发髻,一丝不苟。自己会做各式各样的鞋和孩子们眼中很漂亮的花色补丁。她会按照孩子的要求帮着缝补,却从不讲话。从母亲进入到离开孤儿院的十余年里,她从没说过一个字。安静地仿佛不存在。大家传说,她是国民党军官的某位姨太太,处于某种自我保护或者某些特殊的经历使得她完全有听力却不发一声。她没有名字,没有地址。孩子们只叫她:河南大娘。

1968年前后,新一轮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又开始了。即使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被迫群体迁徙也极为罕见。1600万青少年在本该是接受教育的最好年华被强制前往农村劳动。这一幕在柬埔寨共产党史称“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也发生过,200万柬埔寨人不准携带任何家俬财务迁徙到山里,一夜之间整个金边沦为一座空城,所有财物被柬埔寨共产党全部充公。

母亲被要求前往海南州藏区参加各种重体力劳动,甚至是三九严冬的天气里站在漂浮着冰凌,齐腰深的河里劳动。同去的还有孤儿院的其他孤儿,甚至一部分残疾孩子,悉数被送往人迹罕至的深山戈壁深处。母亲回忆,除了被迫前往的,也有自愿的。她一个同公社的姑娘是大概是马来西亚华侨,父母在南洋有数间汽车工厂,而她全然不顾父母反对回到中国,并相应号召到最苦的农村去,于是来到青海戈壁深处。事实上,她的工作也只是站在冰水中修坝,田间地头翻土,收割。“上山下乡”的苦难对于一代人来说都是一场横祸,让人不解的是,偏偏这一代人居然就产生了对“上山下乡”的美化描述和用所谓“青春无悔”来表达。王小波曾经撰文评价这种“知青情结”为对苦难、折磨和奴役的热爱。我的理解是一种另类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我的母亲在下乡劳动一年半,期间因为表现良好争取到海南州藏族自治州师范学校读书的机会,得以暂时离开大山。但仍旧也只在县城。辗转周折大部分孤儿院和生产队一起下乡的熟人绝大部分都在农村嫁娶安家,终其一生也未能回到城市,而我母亲抱着坚决回城的信念,经人介绍认识我的父亲,有城市户口。即便如此,我仍旧出生在海南藏区,几年后才调动回西宁市。至此这个故事已经有了结局,只是重新找到外公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机缘巧合,我父亲所在的工厂有人认识我的大舅,他也作为孤儿被收容了。这大概要写另一段故事了。

找到外公时,他已经被从劳改农场平反,其实释放和平反对于他及流离失所的孩子们而言已毫无意义。我在重庆短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了父母身边。于是,读书上学成了我唯一离开青海的途径。

而我的外公,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在旅馆睡着,没有醒来。享年82岁.

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的一生都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在路上,直至人生的最后时刻;

1997年   在香港回国中国的欢呼声中我考进大学

2006年    我持单程机票,移民澳大利亚

2012年   女儿IVY出生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我相信她和她的孩子们将再也不必经历这样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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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二月于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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