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从来就没有田园般的生活,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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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从来就没有田园般的生活,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
实话实说,在当前,“博士”这顶帽子并不值钱,甚至还不如村支书的一支笔的分量重。标题冠以“博士”字样,仅仅只为博眼球,让更多人驻步停留,略微关注农村,哪怕只有短短几秒,便已足够。

学位不值钱,但法律人身份却让我贴近农村,切身体会礼崩乐坏带来的困惑与疼痛。虽距离千里,我每年都会接到多达数十单的法律咨询与求助。这个春节也如此,表弟被骗婚,腊月二十结婚,二十四“新娘”离家,涉案金额近十万,典型诈骗,但立案很难……管中窥豹,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为我辟开了另一条径直切入故乡的渠道。

2012年,我们毕节地区(现为毕节市)数千“赤脚医生”历经多年集体上访,政策终于艰难落实,年近耳顺的“赤脚”父亲终于穿上鞋子。在此之前十年,他曾在村里干过村民组长、村长和村支书,接触过不少善良的领导,也见识过太多龌龊。这也是我比其他人更深刻了解农村的原因。

我的老家贵州大方位于云贵高原西北部,一个被戏称为“第九世界”的国家级贫困县。作为贵州首府,大方在历史长河中曾璀璨无比,既有得天独厚的秀丽风景,也有厚重深沉的文化底蕴。东南西门各一塔,全县九十九口井。被誉为奢香故里古彝圣地……

在北上求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这个三面环山的小县城,她是我美好记忆的全部。我后来博士毕业留京,因为亲人留在农村,她更是我感受亲情的源泉。

故乡的改变不知源自何时,前些年回乡,匆匆忙忙,走马观花,未能感受到不同。直到2006年左右,我接到父亲略有歉意的电话。他说邻村村民因宅基地纠纷被邻居殴打,凶手逃之夭夭,受害人家属想咨询我到底该怎么办?父亲一再强调,家属来过好几次,但都被他搪塞过去。但今天家属非让父亲当着面给我打电话。他说,想想也挺可怜,乡亲之间,抹不开面子,让我能帮就帮……

事后得知,父亲早前几年已经尽最大努力替我推掉诸多咨询。在他看来,在京就业,领导很严格,管理很苛刻,必然忙得屁股离不开椅子,哪有心思管闲事儿?而且乡里乡亲,帮这边必然得罪那边。加上常常需要帮他们义务撰写书面申诉材料或者情况说明,而我睡眠又一直不好,所以能推就推。

宅基地纠纷案最终妥善解决,我认为与我关系不大,但受害人家属还是感激涕零。从此,义务法援的口子撕开,郭家大儿子精通法律还热心帮忙的名声便远远在外,寻求帮助者众。

正是通过这些五花八门的案例,我得以深刻地了解被经济大潮撕裂的乡村,以及被社会发展裹挟的村民。

农村从来就没有田园般的生活,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

农村从来就没有过诗情画意。

在我成长过程中,只有干不完的活,挣不足的钞票。我们村历来是烟叶种植佳地,而我们家算是种植大户,父亲有文化,心又细,所以烘烤烟叶比较讲究。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我们全家收入也只有几千元,严重入不敷出。

记忆最清晰之处都与贫穷有关。五姨父在水城钢铁厂上班,我记得某次给父亲送来一件外套,父亲嫌小,我便擅自做主穿在身上。袖子太长,我使劲卷,衣服太长,我便紧紧扎进裤袋。跟我同桌的女生说,从来没见我这么帅过。

穷,但仍然有五花八门的税费。秋收要交工余粮,种地要交农业税……记忆最深刻的要数交屠宰税,进入腊月,母亲早早便要将沾满泥土的紫色五块钱放在窗台上,嘱咐谁也不能动用,杀完猪后村干部要来收取。

我1998年上学离开前,村干部都很敬业,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每到税收季,白天下地干活,晚上便挨家挨户做工作,一丝不苟。如果遇到“钉子户”,还得通过各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劝导。我周末从县城回家背下一周口粮,晚上几乎见不到父亲的影子。

不过,那时候乡情甚浓,人口流动不大,低头不见抬头见。有时候收取税费免不了背后挨骂,但碍于面子,除个别人外,即便挂账时间长,基本也能缴齐。在税费缴齐之前,村干部要自掏腰包垫付“钉子户”所欠费用。所以说,村干部并不好当。

但是与计划生育相比,税费收缴只能算小事儿。计生人员下乡堪称“鬼子进村”。别说法律概念,连规矩都不要。我叔叔家超生躲出去后,计生人员驻家吃喝半月,陆续把他家猪、牛、鸡、鸭都顺走,一罐子猪油没法拿,几个人推到山坡上滚下来取乐。临走时,有个计生员说他新建房子,正好没有门,于是把四扇门也卸下搬走。

更多时候,我家是他们腐败的据点。我家院子很大,他们把“扫荡”而来的“战利品”摆放在门口,像草原上的雄狮,沾沾自喜看着“猎物”,边抽烟边指挥我父母把“缴获”来的鸡鸭炖给他们吃。吆三喝五,杯觥交错,酒饱饭足,好不快活。正在念初中的我恨得咬牙切齿。我妈抱怨说,村支书挣的那几十块钱还不够喂这帮狗。

“鬼子”走后,黑锅还得村干部背。在农村,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观念很浓,一旦谁家媳妇不小心被逮住,家属往往会认为是村干部“告密”。那年头。计生工作堪称粗暴豪放,上环、引产、做输卵(精)管结扎手术,完全不顾别人死活。我一个伯母前两个都是女子,怀第三胎时被抓住,六个多月强行引产,是个男孩。她当时就精神崩溃,我妈说刚引产完,她竟然能从三楼跳下去,毫发无损。至今我伯母也是时好时坏。

既要完成上级下派的计生任务(完不成任务罚款),又要顾及乡亲情面和传统观念,工作开展往往两难,有时候甚至冒着被殴打的危险。

我曾经跟父亲深聊过一次,就那么点钱,为什么要当村干部。他说:“我是党员,镇领导直接点名,说我有文化。而且“赤脚医生”当了二十多年,救死扶伤,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我反驳说:“那你也犯不着被当成工具啊!”父亲沉默许久对我说:“我是党员,抹不开领导面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一点私心吧,说白了,混个脸熟,你们上学,难免会上镇政府开个证明啥的,要是不熟悉,别人连头都不会抬一下……”

这是我对农村党员的最初影响,理论水平有限,但极为忠诚。当时,党员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荣誉和责任,而没有沦为谋求私利的工具。

我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旧地政法》里写过,计生人员的粗暴与恶劣行径,是我当初执意要选择学法的原因。我很天真地想,如果我跟他们这些“土匪”打架,大抵会被揍得找不到北,那我为何不模仿鲁迅?他弃医从文,我选择法学,让法治之光照进现实。

生活永远在别处,你并不是真心热爱农村,你只是想逃避

农村以前不是田园生活,现在更不是,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大都市呆得太久,谁都会想念农村的山山水水。去年春节我带儿子回老家,趁他在土里打滚,我也偷偷跪在世代刨食的土地上,膝下是不会自然降解的塑料口袋。真的,农村并非想象中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我们与其说是怀念农村,还不如说是怀念过去,你并非钟爱农村,你只想逃避现实。

城市在发展,很多商业模式也随着人口流动被移植回到农村,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速度顶点在哪儿,商业模式界限在何处?细细琢磨,触目惊心。

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是中国,中国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地方要数农村。我弟弟家孩子每次伤风感冒,都要打点滴,我常常说他们不是在打点滴就是在打点滴的路上。在农村,农民们断然不知道危害,只追求好得快。

以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村民之间常因土地纠纷需要村委会调解。每到十冬腊月,每家每户的土地打理得漂漂亮亮,没有一根杂草,就连小石子儿也都拾掇得干干净净。政府提倡的“退耕还林”政策最难执行,因为谁都不愿意让出新开坑的瘦土地。如今,举目望去,遍地荒草,两三年前收完玉米的秸秆歪歪斜斜立在地里。离村子稍远的地方,林木早已占据土地,“退耕还林”政策无需执行。

种植多样性完全退化。在我们老家,冬天种小麦,春节后种土豆,二三月种玉米……周而复始。三月是最快乐的季节,满地麦苗,放风筝累了,可以随便躺下。但现在,小麦已经淘汰多年,因为收割小麦工序多,卖不上价,农民嫌麻烦。以前种植玉米要薅两次,现在则大剂量使用除草剂,农药更是随意走近千家万户。农村也不见得是有机食品的天堂。

婚姻出现新状况。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性大,外出务工人员多,自由恋爱与和平分手的婚恋观已趋近大城市,离婚也已经从当初的抬不起头变成家常便饭。从女权主义角度,这是社会进步,是女性维权意识勃兴,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却是另一番滋味。

十年前,河南焦煤集团在我们村开挖第一口矿井,鼎盛时期,工人达千余人,大部分以河南人为主,租住在村民家中。这些人普遍走东闯西,能说会道,风趣幽默,通达人情……对于一些未见过世面的农妇来说,花言巧语和小礼物成为叩开心门的武器,自此,出轨者众,私奔者多,离婚者也不少。

我曾认真分析过历来稳固的农村婚姻为何如此不堪一击。除了人口流动、宗族观念淡化、影视剧灌输等原因,主要还是外来因素的碰撞与冲击。煤矿工人见过世面,犹如一阵清风,给部分农妇带来全新感觉,进而干柴烈火。这不是基于共同生活的感情吸引,而是基于不对等信息和视野带来的情感刺激。

我将其认定为悲剧,认为是一种潜伏期有长有短的瘟疫,非常可怕。干柴烈火总有烧尽之时,煤矿不景气,工人纷纷撤离,私奔者归家,生活看似风平浪静。有的丈夫本性木纳,充耳不闻,但是并不等于这个矛盾永远不会爆发。从犯罪实证主义角度看,矛盾一旦爆发,肯定会是家破人亡,因为事关男人尊严和家族脸面。

超级市场模式也被复制进我们村,迅速代替存在近二十年的小商品店。但是正如我上面所说,商业模式可以复制,但法律规则和道德界限却被抛之脑后。我参加过几场酒席,拿到的饮料几乎都是假货,孩子们趋之若鹜。我曾到过两个黑洞洞的“超市”转悠,假货泛滥。更可怕的是农民对食品质量的无知和漠视,对他们来说,价格就是王道,意识里只有质量不好而无真假之分。

农村早已礼崩乐坏,朴素的精神异化严重,人情味变淡,风气也不如以前纯正。用朋友的话来说,“以前要脸现在要钱”。去年春节我回家半个月,家里收到请柬几十张,大到婚嫁,小到母猪生仔。以往喜酒只有婚丧嫁娶,现在五花八门,祝寿、剃头、乔迁……更离谱的是兄弟俩共建一栋房子,分开办酒席,春天哥哥办,秋天弟弟办。人情客往已经成为每个村民最头疼的事儿。

自然资源无序开发,无证经营比比皆是,蛮荒掠夺,黑金交易,不一而足。很多重污染正迅速向乡村转移。我们村有很多座风景优美的山坡,如今也被砂石厂蚕食得满目疮痍。正对着我家的那个天然岩洞曾是冬暖夏凉之地,如今也被炸掉一大半。每到砂石厂开工,爆炸声声,飞沙走石,石粉随风可飘至数里之外,土地结痂变硬,基本不能耕种。

农村垃圾山渐渐有了雏形。以往都是自备袋子、背篓及提篮,可以反复利用,几乎不产生垃圾,产品本身的包装也很环保,环境可以自然降解。如今都是流水线产品,包装非常夸张,环境循环系统显然无法消纳这些工业化产品。村口、山旁以及道路两旁都是空瓶、纸尿裤和塑料袋。

小官巨贪现象严重,部分村委干部成为腐蚀基层政权的排头兵。有的村支书把公章挂在腰上,不吃请不送礼便绝不办事。最遗憾的事儿,莫过于村干部臭名昭著,但村民奔走呼号,却总是稳重江山。下面专节论述。

以前农村很贫苦,人情味很浓。精神世界匮乏,内核很干净。打架斗殴偶尔也有,“村规民约”还能通行。现在却都变了样。我不停感慨,幸福的村庄都一样,不幸的村庄却各有不同。只愿,虽然一记一记的耳光扇得响亮,但我还是希望农村能够在痛中醒来,即便被扇得满脸是血。

县官不如现管,一顶博士帽远不如村支书一支笔

村委会法律定位仍然模糊。村支书一支笔、一张嘴,导致村务管理混乱,纪检监察部门无力介入(或介入无力)带来监管真空。虽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一颗随时会恶化的毒瘤。

近年来,民间权利义务概念博兴,这本是可喜可贺之事。前些时候,我关注到全国首宗村委会状告镇政府胜诉的案例,理由是村委是自治组织而非政府序列,镇政府无权任免村委会干部,云云。

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权利也是双刃剑。我担心权利概念会不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成为村干部(主要是支书和主任)大肆敛财的手段。大家应该清楚,高手在民间,他们偶尔也会很狡黠。

我接到的法律求助电话中,有一大半涉及到村务或村干部,虽说不上触目惊心,但也让人唏嘘感叹。作为法律人,我向来秉承“兼听则明”理念,力求答复中规中矩、不偏不倚。对于请求撰写书面材料者,尽量要求提供原始证据。

因为与自己无关,我只求例行完成任务,一般问结果。在我想象中,只要有理有据,哪有不能公正解决的问题?可是现实却狠狠啐了我一口。

说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前年夏天,同村一个父母双亡的发小来电话,怯怯地解释说从我父亲那里讨来的联系方式,求我帮他写一个申诉材料。大致意思是说县火电厂在我们村投资兴建砂石厂(即前文所述天然岩洞处),征占他家数亩土地,但村支书竟然将赔偿金发放给别人。我问有土地承包证吗?他说有。我问为什么村支书会这样明目张胆?他说一则可能是亲戚关系,二则那个人混社会,非常霸道,罗支书可能有什么把柄捏在他手里。

我给父亲打电话核实,他只是长叹,欺人太甚。我义愤填膺帮他起草申诉书。此后再无任何消息,偶尔听说相关部门下来调查过,我便以为事儿已顺利解决。春节我带孩子回家,在村口碰到发小,他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儿子,说是压岁钱。我死活不要,但他急红了眼,非要我收下给孩子买点水果。

我笃信他如愿拿到了几万元补偿金。他走后,弟弟告诉我说那事儿没有解决。我这个发小自幼老实巴交,父母双亡后更是无亲无故,近来岳父岳母也是双双病亡。村支书深知生米做成熟饭的道理,迅速把钱下发后,发小断然不敢找他所要,更不敢去找那些拿到赔偿款的人,毕竟还是相邻,不好撕破脸皮,而且部分还是他长辈,如何开口索取?

时隔一年多,我做梦也没想到村支书“任性”的事儿会发生到我家头上。2015年年底,父亲来电,称我爷爷承包的50多亩荒山在修建“成桂”铁路(约2013年)和“方沙”公路(约2014年)过程中先后被征占,赔偿数额总计近二十万,被村支书分多次悉数发放给他人。由于我爷爷80多岁,身体原因无法行走,导致这事儿被隐瞒达一年半。

我弟弟知悉后,迅速赶至公路建设项目部,出示承包证原件并警示。但村支书罗荣书仍然“任性”地签字盖章讲其划拨给其他村民。父亲电话询问原因,他振振有词说,任何林地都归集体所有,赔偿款项当然也归集体。父亲追问那为何又将款项下发其他村民,他理直气壮说,因为林权证上明确写着“权利归集体所有”,而土地承包证上没有。

县纪委介入后,项目部将尚未发放的款项暂时冻结,纪委工作人员多次与我父亲沟通,答复与罗荣书之前的辩称如出一辙,力图劝导我父亲不要再追索赔偿款,因为林地权利属于集体,所以赔偿也属于集体……

此事因为猴年春节搁浅,不知后续会如何发展。但罗荣书并未闲着,四处向村民宣称我父亲冻结了本属于他们的赔偿款,挑起邻里之间的矛盾,试图制造维稳事件给政府施压,让此事和稀泥。

这只是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中的农村缩影,利益至上氛围非常浓厚。村委会是农村自治组织,是政府管理的末梢神经,关乎广大群众利益和政权稳定,但因不在政府机关序列,村支书或存在存在滥用职权或贪污等行为时,如果村民不举报,很难及时纠正错误。

即便有举报,也会因村委会法律定位模糊、党纪国法监管真空,以及纪检部门工作方式滞后、息事宁人习惯思维等,千方百计“铲事儿”,甚至违规打压举报方。这种行为难免会无意识放任村干部肆意妄为,助长歪风邪气。

我始终认为,村支书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与上次我发小申诉无果有密切关系。恶性循环一旦形成,要想扭转就很不容易。正能量不再,不正之风盛行。村干部欺上瞒下,上梁不正下梁歪,必然导致村民投机钻研,奉行一些歪风邪气,比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闹得凶谁受益,老实人闷头吃亏等。

村委会定位不清晰,村支书(主任)权力空间必然非常大。拿我们村村支书来说,一年多前,公路项目部曾下拨近万元劳务费,其他村早已发放完毕,但他秘而不宣,直到父亲举报后他才匆忙把钱拿到纪委。

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财政所不给村里开账户,导致钱都放在村支书的账户里,正常存放和贪污如何界定?严格来讲,其行为已经构成贪污,因为时间已经够长,但万一他辩称只是忘记呢?而且确实没有动用过资金,又怎么认定?

在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情上,认定可丁可卯。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农村,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和同宗认亲等习惯,监管部门和被监管者(被举报者)互相通气,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思维仍然很流行

纪检监察并未意识到村委会在维系政权稳定中的作用,也还未意识到很多农村流动的款项已经很大,有的村子经手的资金可达百万,所以村支书(主任)要想“雁过拔毛“,轻而易举。

为何写下这篇文章——愿故乡不死,愿有乡无愁

权力、效益与文化的排列顺序,反应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以及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当前,我们习惯用追求爱情的誓言去治理国家、维系社会以及过自己的生活,我只要现在,不要将来!只要活得潇洒,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农村也不能幸免。人口流动导致稳固的道德评价体系瓦解,以老文化人为主的乡绅气息也随着他们的去世而逐渐消失。乡亲关系渐渐疏远,乡情慢慢淡化,侵权行为频繁发生,非法受益者永远是脸皮厚之人。

“鲤鱼跳农门”曾是当初拼命读书的激励,如今,跳出来的和留守的,殊荣同归,只有距离远近和眼界高低,然并卵,对多数人来说,内心永远都是焦虑的,除少数人财务自由外,大多数人都还是为生活而奔波,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而返贫。

为何要写下这篇文章?实际上,留在城市,可以充耳不闻,躲进小楼。可是作为法科学生,还是忍不住要疾呼,还是忍不住心痛,我姑且称之为一种源自骨子里的使命感!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这些人不去关注农村,不去呼吁,那我们的孩子会吗?显然不会。

如今,父母是维系我们与故乡的最重要的纽带,但是父母百年之后,我们还会如此关注农村吗?显然不会。

所以,我把自己定位为尚能惦记乡村命运的热心人,即便文字不能改变什么,但还是要写出来。这不光是为他,为他们,也是为自己。

在我的心里,故乡是遥远的幸福,是淡淡的牵挂。乡愁是诗歌般的惆怅,是梦幻般的篇章。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故乡已死,乡愁只有愁没有乡。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农村。

农村从来就没有田园般的生活,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

本文作者:西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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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集中,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令一部分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人的存在是平常的,天经地义的,人活着就应该是幸福的,也自然会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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